桓公讀高士傳，至於陵仲子，便擲去曰：“誰能作此溪刻自處！”

　　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，既成，公與時賢共看，鹹嗟嘆之。時王珣在坐雲：“恨少壹句，得‘寫’字足韻，當佳。”袁即於坐攬筆益雲：“感不絕於余心，泝流風而獨寫。”公謂王曰：“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

　　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大雅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