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洪赴洛，洛中人問曰：“幕府初開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於仄陋，采賢俊於巖穴。君吳楚之士，亡國之余，有何異才，而應斯舉？”蔡答曰：“夜光之珠，不必出於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於昆侖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，文王生於西羌，聖賢所出，何必常處。昔武王伐紂，遷頑民於洛邑，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？”

　　習鑿齒史才不常，宣武甚器之，未三十，便用為荊州治中。鑿齒謝箋亦雲：“不遇明公，荊州老從事耳！”後至都見簡文，返命，宣武問“見相王何如？”答雲：“壹生不曾見此人！”從此忤旨，出為衡陽郡，性理遂錯。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，品評卓逸。

　　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大雅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’”